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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資料
http://www.pku.edu.cn/academic/archeology/center/structure/main_3/d/3.html
 
關於我近年對古代紀年的研究 
 
平勢隆郎/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這次受邀在貴志上對自己出版的論著作一番短評，筆者深感榮幸，這是將拙見廣
泛地介紹古代中國眾多研究者的大好機會，筆者在此謹致謝忱。
 
1：《新編史記東周年表--中國古代紀年研究的序章》（日本書名：“新編史記
東周年表--中國古代紀年研究序章--”，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京大學出
版會，1995）
 
筆者於1995年發表《新編史記東京周年表》，1996年發表《中國古代紀年的研究
》（日文書名：中國古代紀年乃研究），在構造上闡明造成大量的紀年矛盾問題
之原因，並全面解決這些矛盾，再進一步從理念上探討引起紀年矛盾和根本原因
--曆和踰年稱元法，提出檢討結果作為一試論。
 
眾所周知，《史記》中有本紀、世家、列傳等部分。這些部分的記載是依照年代
順序排列的，特別是本紀、世家乃是以諸國君主的年代記為基礎而作成的。但針
對各部分中所出現的內容相同的同一件記事，用附帶的諸國君主在位年代，再根
據《十二諸侯年表》和《六國年表》推算出西曆年代，則會發現許多年代上的矛
盾。秦始皇統一以前，共有近二千九百處可討論年代的記載，而其中大約百分之
三十有年代矛盾的問題。這個數目可說是非常龐大的。
 
根據管見,歷代注釋完全未討論其龐大的矛盾數值,只涉及一部分的矛盾而已。經
過拙作《新編史記東周年表》的檢討,得以檢視出其矛盾的總數。這麼多的矛盾
勢必無法坐視不管。拙作正是將這些矛盾全面解決,並全面提示這些矛盾的結果
產生的過程之研究。
 
引起矛盾最大的原因在於未理解稱元法的實際情形.在漢代, 踰年稱元法是皇帝
的制度。《史記》的年代整理是以此踰年稱元法來進行的。但就解決年代矛盾的
結果而言，踰年稱元法在公元前三三八年才開始,在此之前一般使用的是立年稱
元法,即是以“立”--前君主死後隨之而來的新君主即位-- 稱元年的方法。《春
秋》的年代亦是在始開討論踰年稱元法之際才作成的。《十二諸侯年表》的作成
是以《春秋》與《左傳》中各國君主死去的記事為標準，再根據踰年稱元法算出
各國君主在位的年代。結果導致《史記》所採用的春秋時期原本的記事之年代與
《十二諸侯年表》的年代互相矛盾。
 
制作《六國年表》時，並沒有相當於《春秋》、《左傳》的年代記。可能有秦、
趙兩國的年代記，但這些年代記中幾乎沒有各國君主卒年的記載。然而卻另有《
世本》等系譜史料，並且其中還附帶有君主卒年的記載。這些年代原本是以立年
稱元法推算出來的，但欲被《史記》的整理者認為是以踰年稱元法推算出來的。
結果其所追溯的每一代之在位年代均產生了偏差。排列時，將古老的年代固定，
新的年代便被往後推移。原本公元前二二一年就被滅亡的衛國，在《史記》中被
認為是在秦二世時被滅的，其主要理由即在於此（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原因）。
若古老的年代 與新的年代均能作為編年根據，夾在中間的部分年代便會出現過
剩而無法排列，因此需將剩余的年代刪除。不少國的一部分年代即因此而被刪除
。將整個十年一起刪除的例子很多。因此，戰國時期君主的在位年代彼此之間出
現許多矛盾。
 
引起年代矛盾的第二個原因是曆的問題。在討論曆的問題時，由將矛盾完全解決
的結果來看，以往的討論是有誤的。基本上，沿襲新城新藏與飯島忠夫自一九三
○年代以來所進行的常識性討論，認為戰國中期才出現以曆法計算的曆。在此之
前，一般所使用的是觀象授時之曆。觀象授時曆的規定並不嚴格，有時會出現“
十四月”。周王朝亦使用觀象授時曆，所謂的周正乃是戰國中期出現的具理念性
質的曆。此曆是當時興起的諸國王為証明自己的正統性而創造的制度；由周正轉
變到同樣具理念性質的曆夏正之事，被拿來與自己受到周王朝委讓權力之事重疊
討論。夏正出現後，與此月序差三個月的楚正也隨之出現，然後秦國的顓頊曆也
誕生了。顓頊曆一面使用夏正月序，一面將年初設定在十月。其年初設在十月與
楚正正月一致。夏正有三種不同的起算戰（以公元前三五二年年末冬至為朔和以
公元前三六六年立春為朔及以公元前三五二年年末冬至為晦），安置閏月的方法
也有兩種（將冬至月固定為十一月及將從冬至月算起的第三個月固定為正月），
總計有六種夏正分別被六個國家（魏、齊、韓、趙、中山、燕）所採用。每個推
戴王的國家所採用的曆均不相同。
 
自戰國中期以來“正朔”即為正統的証明，將“正朔”定為獨一無二的存在就等
於是將正統定為獨一無二的存在。戰國中期以後的各國國王認為唯有自己才是正
統的存在。秦始皇的統一便是將正統統一為唯一的正統，其具體措施之一乃是統
一“正朔”。
 
即使同樣是夏正，因安置閏月的方法互不相同，故經常發生一方還在舊的一年的
年末而另一方已進到新的一年的年初之情況。歲首之月有三個月之差的楚正與夏
正，以及顓頊曆（以十月為歲首的第一個月）與夏正，每年都會出現此種情況。
無奈當時未記載月的記事太多，故表面上會出現一年的差。
 
夏正、楚正、顓頊曆都各有各的月序與年初的關系。例如，將楚正的月序誤認為
夏正的月序，便會與實際上的月序有所差異，而成為年代矛盾的原因。
 
由以上說明的稱元法及曆的差異，可解決大部分的年代矛盾。但還有其他的年代
矛盾有待加以系統化的整理。
 
因此，檢討引起年代矛盾的原因時，還應考慮到“將某個人物錯認為其他人物”
的情況。此種情況可再詳細分為以下兩種情形：第一、“將同一人物誤認為互不
相同的兩人”，例如把魏襄哀王誤認為襄王、哀王兩人；第二、“將稱號相同的
復數人物混淆的例子”，例如把齊威宣王（既是威王又是宣王）與湣宣王（既是
湣王又是宣王）誤認為威王、宣王、湣王三人，而曆代並不清楚威宣王與湣宣王
都是宣王的事實。
 
此外，還有將封君、列侯的紀年和其所仕宦的國王之紀年混為一談的例子。以往
曾使用出土遺物等來討論封君紀年，但卻未曾討論過年代矛盾的問題。
 
以上分析出有年代矛盾的部分，共有八百數十處（本書開頭曾提出尋找與過去的
研究及相關書籍的連接點之方法）。
 
2：《中國古代紀年的研究--由天文與歷來檢討--》（日文書名：“中國古代紀
年乃研究--天文止曆乃檢討加知--”，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汲古書院，1996）
 
承續上述研究，筆者對甲骨文、金文中可見的曆日史料作了一番檢討。如前所述
，歷代關於曆的假想有所錯誤。公元前四世紀中半才出現以曆法計算作成的曆，
在此之前一般所使用的是觀象授時之曆。迄今為止，復元殷、周的曆時，一直是
以戰國中期之後的曆為標準來檢討，因而有極大的變更。再者，實際上所使用的
是根據立年稱元法的紀年，元年自歲中開始。因此，關於“正二月”、“正五月
”等歷來語意不詳的表現，若知其為元年的表記法便可恢復其原本的年代。
 
用金文中可見的曆日所復原的歷代周王紀年，是由已推測、復原的宣王時期開始
追溯、檢討的。在此也須注意系統性與網羅性的問題（在本書中，被遺漏的銘文
曆日到目前為止也能毫無矛盾地被排列）。因為數量有限的檢討容易招致恣意性
的介入。必須拿具有嚴格的條件性限制--“年、月、月相、日幹支”皆具備--的
例子來檢討。僅欠缺其中的一項條件，便會出現複數的曆日年代。若要勉強舉例
的話，有“辰在日干支”的記事。此種情況下，若有特定的“月”，則適合的年
代便很少。在以立年稱元法為根據的紀年及觀象授時曆的前提下，適合此種條件
的曆日均可排列。
 
在此請容筆者斗膽贅言，關於“月相”有幾種不同的說法。筆者採取其中之一的
“四分說”，結果得到極大的結果。對拙見如有任何意見，例如若要採取定點說
的話，在其解釋下應要能將全部的金文銘的曆日毫無矛盾地加以排列。因為歷來
的研究一直無法將全部材料列入現代天文學者所復原的包括合朔時刻的古代日時
中。能論述一個一個的可能性與能否進行系統性的說明，此兩者是完全不同的。
 
眾所周知，日干支使用的是六十干支，月則由二十九天之月與三十天之月反覆交
替，因而在觀象授時曆這種限制薄弱的曆之下，只用月與日干支檢討幾乎毫無意
義。即使加上“朔”的條件，也還有不少可能性。若加上日蝕情況的條件便可加
強限制，但此種情形在不明白月的狀況下僅判斷日蝕的狀況，也會出現許多可能
性。各個情形只不過是幾種可能性中的一種罷了。因此，必須毫無遺漏地將其他
曆日史料排列後再加以判斷。
 
《尚書》、《竹書紀年》的記述可與此結果相關聯來加以檢討。在此不使用偽古
文《尚書》和今本《竹書紀年》。排除這些偽史料而得到的無矛盾的排列結果中
，即使想再插入偽史料也不可能。這更証明了這些偽史料真的是偽造的。
 
真偽問題的標準在考古史料（甲骨文、金文、竹簡銘文等），傳存史料的真偽在
其基礎上被檢討。
 
由《尚書》與《竹書紀年》的佐証，得知周克商的年代為公元前一○二三年。
 
甲骨文第五期中的五祀記載便是從公元前一○二三年開始追溯、排列的。自董作
賓先生以來，此五祀記載的曆日就被當作甲骨文編年的材料而被活用。但以往不
僅無法全面排列五祀記載的曆日，而且還導致近年新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曆日無法
被排列的結果。然而筆者的檢討卻可全面排列包括新出土青銅器銘文曆日的編年
材料，並且沒有任何例外。畢竟不使用這些五祀記載的曆日就不可能檢討甲骨文
第五期的年代。最近有人提出商代曆法以夏天之月為正月的看法，但未檢討此五
祀記載的曆日與新出土青銅器銘文的曆日。
 
在此斗膽贅言，假如要論述在公元前一○二三年以外的年代克商的可能性，也還
是需要將以上論述的新出青銅器銘文、甲骨文第五期的五祀以及西周時期青銅器
銘文等的曆日，毫無矛盾地、全面地加以排列，同時還要論述漢代今、古文之爭
和“國語”後代性的對錯。
 
筆者在《新編史記東周年表》後序與中文摘要的末尾中，已用含蓄的方式表明對
以上兩本拙作將來所受到的批語有何種期待。在此補充說明，對拙作之前的研究
不應置喙，而對拙作之後的研究，應期待能出現與拙作相庭抗禮的見解；而這種
見解想必也能“獨自”毫無遺漏地解決“龐大”的年代矛盾。若“獨自”解決了
一部分的矛盾，必定能對拙作的見解表示讚同，然後再請論証對拙作所排列的部
分年代為何需提出別的可能性的理由。如諸賢所周知的，只用對自己方便的材料
所作的議論，或是與網羅性相距甚遠的少數資料的檢討，輕易就能創出不同的說
法；相信應不會有像這樣無建設性的議論產生。再者，理清年代矛盾產生的過程
時，想必也能排除恣意性而對編年材料進行“系統的”、“獨自的”、“全面的
”解明工作。更甚者，對引起年代矛盾的理念背景也必定有其“獨自的”說明。
期待今後將會出版類似拙作《新編史記東周年表》、《中國古代紀年的研究》之
類的書，在其中羅列“獨自的”見解，並“全面”（不可只是一部分）檢討《史
記》中的年代材料，而甲骨文、金文等出土史料中的紀年曆日材料也能在“獨自
”創出的年表中全面地被排列。
 
3：《左傳的史料批判研究》（日文書名：“左傳之史料批判的研究”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汲古書院，一九九八年）
 
前已論述過曆為正統的証明。中國式正統觀也在戰國中期成立。活用《中國古代
紀年的研究》中所復原的戰國中期以後的曆，即可知《左傳》中有關冬至的記載
是將公元前三五二年年末冬至視為朔並以此為起點的。此外，由對置閏方法的微
言式的批判，亦可得知被《左傳》視為正統的曆是將正月固定在從冬至月算起的
第三個月的曆。據此可知，《左傳》所提示的正統曆為韓曆。
 
《左傳》是在戰國中期韓國的朝廷作成的。韓國將搜集來的史料重新歸納整理，
賦予獨自的風格。基本史料為《春秋》。《春秋》中，各國記事在魯國君主的年
代下重新被歸納整理。此《春秋》的年代並非原來的魯國君主年代，而是戰國中
期齊國的朝廷用踰年稱元法改寫的。因此，《春秋》記述“朔”時，所選擇的是
適合戰國時代齊曆的記載。
 
《左傳》從這本《春秋》中，選擇不與自己的正統觀相抵觸的記載加以利用。然
後再寓以獨自的微言。利用在諸國中已有的許多故事，而將其詞彙加以適當的改
換。例如楚王的故事，先參照《春秋》而被寫作“楚子”，在故事的會話部分中
再將“楚王”置換為“楚君”。藉由這些操作而賦予“雖自傲為楚王，結果只不
過是個子爵，頂多也只是個對君”的評價。
 
《左傳》的微言中，有“夫子”、“吾子”、“君子”的組合。以往根據《論語
》，一直將夫子當成是男子的美稱。但《左傳》所使用的“夫子”，是指同族滅
亡、出奔他國或致使主君滅亡、出奔等的人物。“吾子”亦相同。這些“夫子”
、“吾子”被用來稱呼趙氏、魏氏的宗主，暗示他們終將滅亡。相對地，“君子
”被認為具有預知未來的能力，是用來掃除“夫子”、“吾子”的不吉暗示的詞
彙。《左傳》中的君子多是政治上不具重要的人物。混雜在其間被稱為“君子”
的是韓宣子與鄭子產，他們也被稱為“夫子”、“吾子”。但他們並不是無法預
知未來的“夫子”、“吾子”，而是能預知未來的“夫子”、“吾子”。受到子
產稱讚的人物是韓宣子。在此反映了戰國中期以後所確立的由賢人確認是否具備
王德的儀式。
 
《左傳》作者理解《春秋》的微言構造之後，再確立自己的微言構造。
 
《春秋》的微言顯示在《公羊傳》中。《公羊傳》最主要的微言被顯示在開頭與
結尾中。開頭部分論述屬於周文王之法的踰年稱元法，並說明從賢人“隱”（暗
喻隱公）到“桓”（暗喻桓公）的權力委讓。然後在結尾部分，暗自稱揚田氏掌
握權力，且特別記述“獲麟”之事，並搬出孔子而使人聯想到“君子”孔子作《
春秋》。
 
開頭部分的“隱”乃是心想著古代周公的攝政，“桓”則意味著“武”。這是在
隱隱約約地預言：戰國中期齊國威宣王經過諸侯時期之後，將逾年改元而成為“
威宣王”（威意味著“武”）。此處提示了《春秋》是在齊作成的“形”（形式
）。
 
《左傳》否定《春秋》的這些“形”，在開頭部分敘述至“惠”即惠公為止的曆
史，在結尾則排列相當於《春秋》結尾部分所記述的“獲麟”以外的記載，更進
一步增補年代並敘述田氏的惡行，再記述孔子於“獲麟”的兩年後去世，以提示
孔子無法作《春秋》的“形”。《左傳》末尾用“悼”的微言表現，記述包括韓
氏的三晉滅智伯的情形，形成稱讚其滅智伯的“形”。在此，《左傳》已用“夫
子”、“吾子”的微言顯示趙氏、魏氏將來會滅亡。
 
《谷梁傳》參照《左傳》的這些微言，變更《春秋》與《公羊傳》的微言構造。
對晉伐鮮虞的記事加以批語因為晉自己身為夷狄卻討伐中國的鮮虞。接著在結尾
部分敘述“獲麟”之事，聲言麟將永居“中國”。根據其關於日蝕的解說，可知
被《谷梁傳》視為正統的曆是將公元前三五二年年末冬至視為晦而以此為起點的
曆，即中山國的曆。
 
上述《春秋》與《公羊傳》是論述齊國正統的史書，《左傳》是論述韓國正統的
史書，而《谷梁傳》則是論述中山國正統的史書；這些書籍都是闡述各個正統將
迎接王出現的預言書。
 
《春秋》在漢代中期被重新解釋為論述漢朝正統的預言書，而《左傳》則在新莽
時期被重新解釋為論述王莽正統的預言書。這些解釋歷代或明或暗地被繼承。
 
因此，為了將這些書籍當作史書來檢討，不僅有必要了解其原本的正統主張，而
且還需理解在漢代以後的正統觀下所作的重新解釋的構告，然後再對後世的解釋
加以慎重的檢討。
 
（日文中譯幫助 王詩倫）

註:此中文譯本原為簡體字,經我轉換成繁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