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看另一個資料:(可能是黃一農教授寫的)

中國農曆置閏法則

一、前言 
雖然格勒哥里曆(Gregorian Calendar)是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官方行用的曆法，但總數多
達十幾億人口的各華人社會，每年仍兼用所謂的農曆。有趣的是，一般人都以為目前所行用
的農曆，應是依據傳統方式編製出的，其實，現今農曆中定義節氣和安排閏月的規則，是由
德國籍耶穌會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在清初制定的，而其內
容與我國的傳統方法有相當程度的差異。

對於此一傳承逾兩千年歷史的農曆，目前坊間竟然少有書籍能精確說明其置閏法則和演變歷
程，對不同置閏法的優缺點，也不見一深入的析探，筆者在下文中即嘗試就此課題做一較有
系統的討論。

二、傳統農曆的置閏法則

我國傳統的農曆為陰陽合曆，希望能同時對月亮和太陽在天空中的運動有所掌握，其中定義
月和日的部分，屬於陰曆；而定義年、季節和節氣的部分，則屬陽曆。由於月亮從朔到朔或
從望到望的週期（朔望月；Lunar Month），平均為29.5306日，不是一個整數值，故農曆中
為了使用上的方便，就把一個月的長度折衷分為兩類：大月30日，小月29日。這樣，即可透
過大月和小月的相互彌補，使每月的平均長度接近朔望月。

至於太陽在黃道上的運動，從冬至到冬至的平均週期（回歸年；Tropical Year）是
365.2422日，這個數目比十二個朔望月的總日數多，但卻又少於十三個朔望月，故農曆定義
一年為十二個月。然而十二個完整的月（如果大、小月參半的話）約為354天，較一回歸年
少了11天左右。如果讓陽曆和陰曆依此一情形各自排列下去，那麼就可能出現在夏季過新年
等「不合常理」的狀況。唐代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有言：

若三年不置閏，則正月為二月。九年差三月，則以春為夏。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皆反。即
清楚說明置閏的必要。

為使四時與月序維持固定，並令陰曆某月某日對應於陽曆的日序（指在冬至到冬至的週期中
的排列位置）亦不致愈差愈大，古人嘗試要找出一最小的(n, m)整數組合，令

n x 回歸年 = m x 朔望月，如此即可透過所謂「置閏」的安排，令陽曆與陰曆之間的對
應，在n年之後重新又回到原點。

經細算之後，曆家發現(n, m) = (19, 235)是一個相當好的近似值，此一數值最早出現的時
間不詳，但至少在漢武帝太初元年(104 B.C.)所制定的三統曆中，即已定義閏法n=19, 章月
m=235。由於在19個回歸年當中，原先包含有228 (=19x12)個農曆月名，此較235個朔望月少
了7個月，故如果我們在19年中加入7個額外的月（此即「閏月」），即可使農曆中陰曆與陽
曆的對應較為和諧。亦即，我們不僅可從農曆每月的日序中了解月相（如初一是無月的夜
晚，十五月圓），也可以同時對季節時令有所掌握。

由於兩冬至之間（含冬至所在之日）僅可能包含十二個或十三個朔日，且古人將冬至所在之
月均固定為十一月（此即所謂的「天正冬至十一月」），故在兩冬至之間包含十二個朔日的
情形，我們即可依照十二月、正月、二月……十一月的順序依次排列，但若包含十三個朔日
時，我們即須從此十三個月當中擇一置閏。而在前文所提及的十九個回歸年中，就有九次會
出現在兩冬至間落入十三個朔日的情形，這些即為應置閏之年。

那麼農曆的閏月究竟是怎樣安插的呢？這完全是人為的規定，且歷代的方法常不盡相同。如
秦代以前，往往放在一年的末尾，叫做「十三月」，秦及漢初，因用顓頊曆（以十月為歲
首）則放在九月之後，稱做「後九月」或僅簡稱「閏月」，此故，唐顏師古(581-645)在
《漢書注》中即嘗謂：

蓋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
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
故然。

直到漢武帝行用三統曆之後，才規定「朔不得中，是謂閏月」，此處的「中」，乃指中氣，
也就是說在無中氣之月置閏。

由於兩冬至之間所包含的朔日數通常為十二，故古人將一回歸年平分為十二氣，兩氣之間固
定相隔30.4369 (=365.2422/12)日，依序稱之為正月中雨水、二月中春分、三月中穀雨、四
月中小滿、五月中夏至、六月中大暑、七月中處暑、八月中秋分、九月中霜降、十月中小
雪、十一月中冬至和十二月中大寒，如此各朔日所定義之月即會與十二氣出現一對一對應，
而或由於此十二氣分別落於十二月之中，故名之為中氣。在傳統農曆中，每月所對應的中氣
一直保持固定，此故《左傳》中有云：「舉正於中」，而《漢書‧律曆志》中亦稱：「中必
在正數之月」，如含穀雨的月份即必須為三月，穀雨亦因此被稱作「三月中（氣）」。

但當兩冬至之間包含十三個朔日時，由於其間仍然只有十二個中氣，故某一朔日所定義之月
將無中氣出現，此因兩氣之間相隔30.4369日，較農曆大月的30日尚多，故當相鄰兩氣恰分
別落在前一朔日之前和後一朔日之後，即會出現此一情形，曆家於是在該無中氣之月置閏，
如前一月為八月，此一無中氣之月就稱作閏八月。

中氣的定義可以說相當於陽曆的月，既然它固定落入陰曆的十二個月當中，故古人又在兩中
氣的平分點上定義所謂的節氣，以標明陽曆月的起始點，並分別命名為正月節立春、二月節
驚蟄、三月節清明、四月節立夏、五月節芒種、六月節小暑、七月節立秋、八月節白露、九
月節寒露、十月節立冬、十一月節大雪和十二月節小寒，其中「節氣」一詞的「節」字，即
取竹節為端點之意。

在傳統的選擇術中，每月並不起自朔日，而是從對應的節氣起算，如五月即從芒種日起算至
小暑之前一日。至於各月節的位置，雖然常見落在陰曆當月的前半月，但亦有一半的機會可
能出現在前一個月的後半月，如以芒種為例，它就可能出現在陰曆的四或五月。

總結前言，我國在明代以前的曆法乃將一回歸年從冬至開始等分成二十四份（此法稱為平氣
法），此即所謂的二十四氣（俗稱二十四節氣），其中包含十二個中氣和十二個節氣，交插
排列。古人為方便記誦，把從正月節立春開始的二十四氣依序取字，編成下面歌訣：「春雨
驚春清穀天，夏滿芒夏暑相連，秋處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在傳統農曆中，每個
月頂多可有一個節氣和一個中氣，如若某一個月內出現僅有節氣而無中氣的情形，古人即將
這個月訂為閏月。

雖然我們對傳統的置閏法則已有清楚了解，理論上，我們可以透過正史曆志中的材料，回推
得歷年置閏的月份，但實際上我們仍無法完全依靠回推而還原歷年所有行用的閏月，其原因
有下列幾種可能：

（一）曆術亡佚

如自宋代劉羲叟(1015-1058)以降的學者，都是以麟德曆來推步唐儀鳳年間的曆日，然而經
筆者比對一些文獻或碑刻上的記載，發現儀鳳三年(678)的朔日干支竟然有數月與推算不
合，且當年實置閏十月，而推步所得卻為閏十一月，故該年很可能使用的是一不知名之曆。

（二）為避俗忌而改閏

如古人以正旦（及正月朔日）日食不祥，故唐玄宗時即為避免此一情形，而將閏月挪前，致
使日食發生的日期，從原先的開元十三年正月朔改成了十二年閏十二月朔。但是此一為避忌
而改閏的作法，並未被所有朝代所取法，如北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權知司天少監楊惟德
等嘗上言：「來歲己卯（按：寶元二年）閏十二月，則庚辰歲（按：康定元年）正月朔日當
食。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前正月之晦」，亦即建議改閏並將日食安排在正月晦日，但
仁宗以「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所請。嘉祐二年(1057)四月，司天監
又上言：「據崇天曆，己亥年（按：嘉祐四年）日當食正月朔，乞定戊戌年（按：嘉祐三
年）十二月為閏以避之」，仁宗亦不許。

（三）為塑造吉象而改閏

如武周萬歲通天二年(697)七月，武則天為營造出她授命於天的假象，乃下詔稱曆官所推當
年各月的合朔時刻與天象不合，故需將原先所推翌年臘月置閏的結果，改成當年十月置閏，
並硬將冬至繫於翌年的正月甲子朔，如此造成節氣、月序、干支與日序的起點同日交會的罕
見情形，武則天於是以此為祥瑞，特地下詔改元聖曆以應此吉象。但事實上此詔所提及的理
由均為莫須有，經筆者以麟德術推算當時的氣朔，並比對以現代天文知識回推得的結果之
後，發覺通天二年各月的合朔干支均與實際天象符合。

（四）推曆有誤

如五代時，敦煌地區的統治者名義上雖多領受中土之官，但其行政則仍自主，亦不曾領用中
朝之曆。由於天文曆算的知識往往因受中央政府的箝制而不普及，故當地官員在編曆之初，
即出現一些訛誤，如在翟奉達所撰的同光二年(924)曆日中，即將正月記作四綠土月，事實
上，正月的月九宮圖根本不可能出現以四綠為中宮的情形。又，在翟氏編纂的同光四年曆
中，出現正月節立春，而無正月中雨水，但翟氏卻並未因無中氣而置閏，此與漢武帝行用三
統曆以來的置閏傳統迥異。稍後，當這些官員日益熟稔治曆的工作後，類似的情形即不復出
現。

經分析藤枝晃所蒐集得的敦煌文書中的紀日資料後，知大部分的敦煌曆均與中原曆稍差。在
吐蕃統治期間，差異尤大，如兩曆置閏有差至三個月者（其中全同者僅兩例，差一月者有
二，差兩月者有四，差三月者有一，差兩月以上者有一），此或因敦煌當地曆家長期不曾接
觸到唐曆所致。逐蕃之後，情形即大獲改善，在二十幾條可用來推求置閏月份的資料中，幾
無一與中原曆的閏月相差超過一個月者。

　

　

三、西洋新法的置閏法則

新法乃以「定氣法」來計算節氣，亦即將太陽在黃道上的運行軌道，自春分（黃經為0 度起
每15 度定義一氣。

平氣與定氣原為兩不同的定義方式，一便於計算，一較易描述出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並無
一正一誤之分，但新法派則利用傳統以春、秋兩分為晝夜平分的說法，來攻擊舊法所用平氣
法的「訛誤」。如李天經強調：「顧名思義，分者，黃、赤二道相交之點，太陽行至此點，
晝夜之時刻各等」，並舉崇禎九年為例：當年舊法推二月十六日春分，但卻在十四日下註
「晝五十刻，夜五十刻」，而十四日恰為新法所推的春分。新法派的批判確實捉到舊法派的
弱點，然古代以春、秋兩分乃晝夜等長的說法，或源自二十四氣出現之前，曆家在稍後雖發
展出以平氣法定義的二十四氣，但仍將最接近的兩氣依照舊名取作春分和秋分，然而此一春
（秋）分已較晝夜等長之日晚（早）了幾近兩天。

在李天經強調應以春、秋兩分來驗證節氣準確與否的要求下，禮部奉旨於二月十四日由相關
主管官員率同使用新、舊法的天文家進行公開測驗，之前兩造並商議得到「春、秋分者，乃
黃、赤二道相交之點」的共識，結果測得十四日午正的太陽高度為50?'，十五日午正為50?
3'，十六日午正為50?7'。由於北京地區所見北極的出地高度為39?5'（此即北京之緯度），
而春分日太陽正當赤道上，故據圖一中所示，太陽在春分的地平高度∠EOH應為50?'（即90
●醢[測者的緯度），此值乃以地心為基點，如對北京的觀測者而言，太陽的地平高度∠EBG
應較∠EOH略減，李天經以此一修正值為2'，亦即∠EBG=50?'，此與十四日午正在北京所測
得的太陽高度仍低5'，李天經對此一差值的解釋為：因午正在春分（卯正二刻五分）之後共
二十一刻五（筆者按：應為十）分，而是時太陽每日約增高緯度24' 弱，故從春分至午正時
已行5' 餘。

其實，據筆者細推（詳見附錄一），∠EBG與∠EOH之間的差值，在春分時僅為0.09'，遠小
於李天經所宣稱的2'，而春分前後太陽每日約增高緯度24' ●。在定氣法之下，春分確如新
法所推在二月十四日，但由前述的敘述，知李天經在解釋觀測數據時，顯然有穿鑿湊數之
嫌。

同年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禮部再度督同相關人員進行太陽高度的觀測，又得到舊法所
推秋分先天兩日的結論，李天經於是疏稱：

該監堂屬各官，初不聞別拈一語相商，亦不聞復出一語相駁，諒亦輸服於理與數之確有証
據，而自知其不得不然者。

禮部因此歸結稱新法在此次測驗的結果是「確乎其不可易矣」，但禮部並未就此主張改行新
法，僅建議曰：「此後步推節候，須求印證。俟臣部曉曆司官畢拱辰到任之後，公同詳加測
算，務期悉合天儀，不忒時敘」。

由前述崇禎九年測春、秋兩分一事，可知使用舊法的欽天監官並無能掌握定義節氣的精義，
以致被新法派牽著鼻子走。而新法派為突出新、舊法的異同，還曾上<節氣圖>，它強調「論
節氣有日度、天度之異」，其實日度和天度分別為中、西對圓周的定義，中法以一周天為約
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日行一度，而西法則以圓周為360﹛A新法派在採用定氣法時，實
可定義每365.25/24度為一氣，而不必引入日度和天度兩名詞以增加混淆。

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初九日冬至，舊法推在辰時，新法則推在午時，舊法且預推當日正午的日
景長為一丈五尺九寸餘，然屆時用圭表所測得的景長卻為一丈六尺七寸五分。又，當日以象
限儀所測午正的日高為26?3'，因冬至時太陽在赤道南 23?2'，亦即南回歸線上，故太陽以
地心為基點的地平高度∠SOH = 90?- ∠FOP - ∠EOS = 26?3'，如對北京的觀測者而言，太
陽的地平高度∠SBG應較∠SOH略減2'，亦即為26?1'，此較午正所測的日高少2'，也就是說
冬至所在的時刻應較午正稍早，約在午初二刻。

在《大統曆》中以40.949375度為北京北極的出地度，因一周天在此曆中被定義為365.2575
度，故北京的緯度即相當於40?2'，此與新法派所測得的39?5'相差27'。

圖一：北京所見太陽之位置圖

略　

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光祿寺卿、仍管曆務的李天經上言：

大統置閏，但論月無中氣，新法尤視合朔後先。今所進十五年新曆，其十月、十二月中氣，
適交次月合朔時刻之前，所以月內雖無中氣，而實非閏月。蓋氣在朔前，則此氣尚屬前月之
晦也。至十六年第二月止有驚蟄一節，而春分中氣，交第三月合朔之後，則第二月為閏正
月，第三月為二月無疑。

時帝已深知西法之密。迨十六年三月乙丑朔日食，測又獨驗。八月，詔西法果密，即改為大
統曆法，通行天下。未幾國變，竟未施行。本朝用為時憲曆求閏月，以前後兩年有冬至之月
為準。中積十三月者，以無中氣之月，從前月置閏。一歲中兩無中氣者，置在前無中氣之月
為閏。

由於兩個冬至之間（含冬至所在之日），通常包含十二個朔日，但偶亦可能出現十三個朔
日，因冬至均固定為十一月，故我們必須在此十三個月中置一閏，一般說來，在這段期間多
只有一個月無中氣，即依前月置閏，但有時在此十三個月當中，間亦會出現兩無中氣之月的
情形，依照湯若望的定義，即以頭一個無中氣之月為閏。

此一以平氣法安排二十四氣且以「無中（氣）置閏」為原則的制曆方式，在中國傳用逾千
年，直到滿人入主中原時，才受到嚴重挑戰。順治元年，奉旨制w曆法的湯若望，為突顯新
法較舊法優越，就更改傳統的平氣法為定氣法，稱「求真節氣：舊法平節氣，非真節氣，今
改定」，亦即將太陽在黃道上的周天運動，依度數等分成二十四份，亦即太陽從冬至點起，
每在黃道上移動15度時，即定為一節氣的日期。

但由於太陽的視運動遲速不均（地球繞太陽的公轉軌道為橢圓形），因此各節氣間相隔的日
數就不相等。以致有可能出現一月之中有三氣，而閏正月和閏十二月將不可能出現的情形，
偶而也會因此出現一年之內有兩個無中氣之月的現象。湯若望在西洋新法中只得勉強規定：

「舊法用平節氣置閏，非也，改用太陽所躔天度以定節氣」。

湯若望所使用的定氣和置閏法，因違反傳統且較為複雜，在當時引起了社會激烈的反彈。雖
然我國在清朝以前的曆法，都是使用平氣法，然而早在西元第六世紀，避亂海島的天文家張
子信，在進行了三十多年的天文觀測後，就發現了太陽在黃道上運行不均勻的事實。而隋唐
以後的天文家，在推算天象時，更已開始應用了定氣法，但在編製農曆時，則仍一直是採用
平氣法。

為何中國古代的天文家早知推算定氣，卻又在農曆中採用平氣？這主要是因平氣可使置閏的
法則簡易明瞭所致，且在此法之下，因兩節氣或兩中氣間的時距是固定的，故術家或一般民
眾都可以透過朗朗上口的歌訣，方便地推得各氣的時刻。

　

五、閏八月的迷思

由於鄭浪平先生的暢銷書《一九九五‧閏八月─中共武力犯台白皮書》中，指稱近百年來，
每逢閏八月之年，即有大不吉的事件發生，在海峽兩岸關係日趨緊張的情形下，許多社會大
眾因此對今年出現的閏八月，懷有些許忐忑不安的心情。經筆者以電腦查索臺北中央研究院
所製作的「二十五史全文資料庫」後，並不見正史中有任何以閏八月為不祥的說法。下文則
從史料出發，對此一俗忌的起源以及歷代對閏八月的看法，試作考證。

嘉慶十七年(1812)春，有臺灣人高媽達因「妖言惑眾」，為淡水同知查崇華捕獲，經審訊
後，得知與白蓮教淵源極深的八卦教（又名白陽教或天理教），以林清、林文成等人為教
首，將在次年的閏八月十五日於京師舉事，屆時各地的徒眾亦將響應。崇華於是上奏，但主
政者卻不信會有此事，僅以傳布邪教的罪名誅殺高媽達。

林清等人是在十六年夏即決定起事之期的，其選擇的理由乃與曆法相關，因八卦教的天書中
有「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黃花滿地開放」句，為與讖言中所提及的兩次中秋相合，故他們
根據官印《萬年書》中所預推的曆表，選定於十八年的閏八月十五日，在各省同時舉事。

嘉慶十六年秋，有彗星見於紫微垣，由於彗星的出現，在星占學上可以解釋成有除舊佈新之
象，且紫微垣代表皇帝，而彗星又主兵象，所以更被教眾視為一好預兆，加深其起事的信
心。

八卦教徒又聲言彌勒佛有青洋、紅洋和白洋（洋字亦作陽）三劫，清朝屬紅洋劫，而嘉慶十
八年的十月因有三氣（霜降、立冬和小雪），故該年應是白洋當興、彌勒降生之年，林清並
宣稱己為太白金星下凡，故旗幟皆尚白。其實，滿人入關後，大多數的時間均採用德國籍耶
穌會士湯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所發明的定氣法，以決定節氣和閏月的
時間，而在此法之下，類似嘉慶十八年有一月三氣的情形，並不罕見，如順治三年十一月、
順治十八年十一月、康熙四年十月、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嘉慶三年十
一月等月即然。

前述所提及的《萬年書》，乃為一由欽天監推算編輯的官方出版物，原名《萬年曆》，後因
避乾隆皇帝弘曆之諱而改名，其內容主要記各年的月盡大小、朔日干支、置閏月份以及節氣
時刻。第一本《萬年書》起自清太祖天命九年（滿人入關前的第一個甲子年），迄於乾隆一
百年。乾隆五十二年，又續修至乾隆二百年。此後，凡新帝即位，欽天監都要續修至新年號
的第二百年。時憲書中有關朔閏的資料，原多與《萬年書》所記無太大出入。

不料，當嘉慶十八年的時憲書於十七年十月初一日頒下之後，教眾們發現十八年竟然未置
閏，原來欽天監已於先前奏請改在十九年閏二月。在舉事日期引發極端惶惑的情形下，林清
和李文成等人於十七年十一月重新會面，商定在明年「約同教之人定期四五月三五日一齊起
事」，其中所謂的「四五月三五日」即暗含九（四、五相加）月十五（三、五相乘）日之
期，該日也就是《萬年書》中原先預推的閏八月十五日，此因教中之人附會稱清廷因忌諱閏
八月，所以欽天監才會有奏改的舉動。

欽天監當時所以請求改閏的緣故，是因如在嘉慶十八年八月置閏的話，將使該年的冬至落在
十月三十日，而非通常應在的十一月，此一狀況為「向來所未有」，故建議十八年不置閏，
但將稍晚亦無中氣的十九年三月，改為閏二月。欽天監在奉旨對此事再詳細通查之後，回奏
稱：

溯查康熙十九年、五十七年，俱閏八月，是年冬至仍在十一月，與郊祀、節氣均相符合。今
嘉慶十八年閏八月，冬至在十月內，則南郊大祀不在仲冬之月，而次年上丁、上戊，又皆在
正月，不在仲春之月，且驚蟄、春分皆在正月，亦覺較早，若改為十九年閏二月，則與一切
祭祀、節氣，均屬相符。復將以後推算至二百年，其每年節氣以及置閏之月，俱與時憲無
訛。

清朝自崇德五年起，即定「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祭祀孔子，上丁也就是該月上旬的丁日
（每旬僅可能有一丁日）。而在「每歲春秋仲月上戊日」，則祭社稷，時在二、八兩月上旬
的戊日。此一儀禮流傳甚早，但有的朝代選在上戊祭武成王（指與周公共同輔佐周成王的呂
尚）。

欽天監在前引文中之所以稱若於嘉慶十八年置閏的話，次年的上丁和上戊，皆會落在正月，
乃因當年的春分將在正月三十日，而包含春分之月通常被視為仲春之月，故十九年春季的上
丁和上戊，將分別出現於正月的五日和六日，此與兩者均在二月的慣例不符。在考量冬至、
上丁和上戊通常應在的月份後，嘉慶皇帝決定改閏十九年二月。如此，冬至即變成在十一月
三十日，而上丁和上戊則落於十九年的二月五日和六日。欽天監當時還往後推算至嘉慶第二
百年（亦即1995年），發現其它應閏八月之年，均不會發生類此冬至未落在十一月的特殊情
形。或因欽天監改閏所根據的理由，涉及曆法上的技術層面，以致一般人和大多數的學者均
少有知曉或理解者。

雖然八卦教擇定於嘉慶十八年的九月十五日起事，但在河南滑縣趕造兵器的李文成，卻因事
機不密，於當年的九月初六日，遭知縣強克捷逮捕入獄。初九日，其同黨數千人攻陷滑縣，
救出李文成，並將強克捷及其家屬俱殺害。

九月十五日，林清在部分內監的策應下，如期率眾闖入紫禁城。當時仁宗正在從木蘭圍場回
京途中。皇次子旻寧（即後來的道光帝宣宗）聞警，下令緊閉宮門，並曾親自用槍擊斃兩
人。在健銳營和火器營的包圍下，叛民盡遭捕斬。旻寧因功封為智親王，而其所用之槍，亦
獲皇帝賜號為「威烈」。稍後，李文成也在輝縣西北兵敗自焚而死。

雖然八卦教此次起事（史稱「癸酉之變」）以失敗告終，但閏八月不祥的說法卻流傳下來，
如知江西萍鄉縣事的顧家相，即稱其幼時就已習聞此說。民間甚至訛稱清初二百年來，都不
曾在八月置閏，因每逢應閏八月，欽天監的天文官就會請旨更改。光緒二十六年因又逢應閏
八月，此故前一年民間即譁傳欽天監已奏請改閏。事實上，如果我們查閱史書的話，就可發
覺清初最早的兩次閏八月（康熙十九年和五十七年），均不曾有特意改閏之舉。

咸豐元年(1851)，應閏八月，欽天監因受流俗的影響，曾上奏請旨，文宗於是請教其師傅杜
受田(1787-1852)的意見，杜氏以為這純是無稽之言，遂不改。事實上，當年即使閏八月，
冬至也還落在十一月，故原無改閏的必要。同治元年(1862)，也因此是閏八月。

光緒二十六年(1900)，再逢閏八月。由於當年恰發生義和團事件，七月，八國聯軍攻陷北
京，閏八月，又有鄭士良等革命黨人在惠州起義，許多人因此將這一動盪的局面附會成是閏
八月所致，民心更加惶惶不安，當時一些有識之士就起而撰文釐清此一流言。

顧家相於當年所撰的〈閏八月無關吉凶辨〉一文，大概是近兩百年來討論閏八月最翔實的一
篇文章，他在從曆法的角度理清嘉慶十八年改閏的原因之後，歸結曰：「不利閏八月，乃草
野流傳之謬說」，並稱：

考國朝定鼎以來二百五十餘年，所謂閏八月者，嘉慶癸酉已改不計，此外已有四次：康熙庚
申，三藩將次勘定，軍務日有起色；康熙戊戌，海宇太平；咸豐辛亥，亦在粵匪起事以後；
同治壬戌，則為官軍得手克復安慶之歲，不三載而底定東南。然則所謂閏八月不利者，果安
在耶？僕故表而出之……使人人知今年閏八月，在本朝已為第五次，不足為奇，庶幾謠言靜
息，人心安謐乎！

顧家相所舉的康熙十九和五十七年兩例，雖然均閏八月，但並不曾發生對清廷不利的大變。
事實上，清軍於康熙十九年庚申歲不僅克復成都、保寧、重慶、辰州、貴陽等地，還迫使鄭
經敗走臺灣，而康熙五十七年戊戌歲更是「海宇太平」的盛世。但顧家相或為平息謠言，對
其它閏八月之年不利的事件，則並未客觀地據實敘述，如洪秀全在咸豐元年辛亥歲登極成立
太平天國一事，即未被提及。

以出版《小方壺齋輿地叢鈔》聞名的王錫祺，亦有感於民間流言四起，有倡「本朝忌閏八
月」說者，故輯撰《閏八月考》一書。王氏請同鄉龔□將史書中所有的閏八月，均整理出
來，並將各年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亦臚列出，據其統計，自漢武帝太初元年(104 BC)以迄光緒
二十六年，共有六十一次閏八月，其中多數並不曾發生重大變故，而「康熙十九年庚申、五
十七年戊戌，兩閏八月，一則叛藩逮平，一則環宇清肅。文宗咸豐元年辛亥、穆宗同治元年
壬戌，亦閏八月，一則在巨寇猖獗之後，一則居全功戡定之先」，至於光緒二十六年所發生
的巨變，王錫祺則認為「非彼蒼好禍，實僉謀不臧」所致！王氏在《閏八月考》的跋文中，
歸結稱：「顧列朝星變示警，或應或不應，且人力迴天者，十恆六七」，其對閏八月不利清
廷一說的態度，應深受顧家相的影響，王氏在《閏八月考》一書的末尾，即曾將顧氏所撰的
〈閏八月無關吉凶辨〉全文引錄。

經由前文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閏八月為凶兆的說法，全為八卦教在「癸酉之變」中所穿鑿
附會出的，先前在正史中即因此絲毫未見此一俗忌。如果您還是相信閏八月確實極端不祥，
那麼您只要能耐心熬過今年，此後就可以完全否極泰來了，因為從現在起，至少半個世紀之
內，均不會再出現閏八月，也就是說，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應該可以度過一個沒有重大天災人
禍的後半生！

　

六、結語

清朝的欽天監從乾隆二十五年(1760)起，都是依據《御製曆象考成後編》一書推算每年的氣
朔。辛亥革命以後，初期仍由中央[象臺照前朝的方法計算，自民國三年起，才改用較現代
的天文理論編製每年的《中華民國曆書》。

目前在台灣，一直是由中央氣象局的天文站代表政府編製農曆的，並成為民間每年所印製大
量黃曆和通書的主要根據。至於大陸方面，則由南京紫金山天文臺負責，該台的劉寶琳先生
曾主編《新編萬年曆》一書，以現代的天文知識和清朝的定氣規矩，將每年各個朔日和節氣
的日期，推算至公元2050年。這本書初印於1984年，在短短不到五年的時間內，就重印了七
次，賣了一百多萬本，迄今的總銷售量，恐已超過了兩百萬大關。

但海峽兩岸的農曆編製單位，對置閏的法則，似乎均不曾做過明確的界定，對新舊法的優
劣，也不曾理性地加以比較分析。我想許多讀者或許都有興趣知道，在遇到如同公元1813-
1814年和2033-2034年的罕見特例時，究竟這些機構將依據那些原則，來決定置閏的月份？
又，海峽兩邊的中國社會，有無可能因而安排出不同的閏月？

我們現在所採用計算節氣和決定置閏的方法，其實是湯若望等傳教士在清初為突顯其所用
「新法」之新而創制的，規則頗失簡明，結果也過於複雜。由於新、舊法所推得的節氣，頂
多相差兩日，對農事並無顯著的影響，況且西方的天文科學中也從未出現節氣或閏月的內
容，故我們或許應該慎重考慮將節氣和置閏的定義，重新回歸傳統！而社會上眾多使用黃曆
或喜歡術數的朋友們，可能也會很高興使用一本以傳統方式編製而成的農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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