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此文乃２０１０年所寫

談談曹操高陵與喪葬文化的「不樹不封」與「薄葬」（下）～六愚


三、從高陵的出土，探討我國「不樹不封」與「薄葬」文化的轉變
我國疆域遼闊，民族眾多，地理結構複雜，生活方式多元化，加上其他民族未有的風水文化，故而喪葬方式也較之其他民族更為多采多姿。
然而，任何的喪葬文化，大體還是離不開禮制、風俗以及宗教祭祀方面的思維。
事實上，在我國的春秋時代以前的喪葬作為，就是「不樹不封」；也就是《呂氏春秋．節喪》所說：「葬也者，藏也。」《禮記》：「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易．繫辭傳下》：「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以及《方言》所謂：「凡葬而無墳謂之墓」的埋葬思維。清初柴紹炳《原葬論》解釋的很清楚：「葬者，藏也。藏之為言，使人勿克見也。孝子慈孫於親，死而葬之，不忍其有暴骨焉。於是始死有斂，斂而殯，殯已而葬。葬者，掩藏之，風雨霜露之勿侵，狐狸蠅蚋之無齧也。故蔂木裏而掩，上世為已愈於壑矣。」
因此，春秋時代以前的帝王們皆未有被發現其陵寢可為證據；例如，《尚書．太甲》：「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註：伊尹為商湯時期之名相，桐則是商湯之墓地。）《呂氏春秋．安死篇》：「堯葬於谷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漢書．楚元王》也提到：「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皆無丘隴之處。」《三國志．魏書》也有：「昔堯葬谷林，通樹之，禹葬會稽，農不易畝。」「封樹之制，非上古也」以及「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東漢崔寔《政論》書中也說：「古者墓而不墳，文、武之兆，與平地齊。」等。
由此可見，在春秋時代以前，無論是王侯將相或是平民百姓的埋葬方式，都是「與平地齊」的「不封不樹」。
真正開啟墓上起墳之風氣者，卻是與孔聖人脫不了干係；《禮記．檀弓上》：「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註：指漂泊不定，居無定所者。），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從《禮記》這段紀錄中，幾乎可以確定孔夫子就是「墓上起墳」、「祭祖」與「掃墓」三種傳統喪葬習俗的「始作俑者」。
因此，進入戰國時期以後，朝野社會紛紛效仿之。例如，以春秋到戰國這段期間的秦國來說，春秋五霸的秦穆公是以「不封不樹」的方式下葬；《漢書．楚元王》：「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而眾所周知的秦始皇陵卻是大相逕庭。由此可知，墓上起墳風氣是在春秋戰國期間形成。
遺憾地是，自出現「墓上起墳」的習俗後，卻也直接或間接地造成後世喪葬制度的改變；因此也影響了後代的風水文化。
根據《周禮．春官．塚人》有所謂：「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的制度；即可知春秋戰國時期依受封爵位的高低，各有其應有大小高低的丘封禮制。然而，在周天子形同虛設的時代中，各據一方的諸侯們未能有效地遵循周朝體制；故而也有逾矩的現象發生。例如，楚召王之「昭丘」，吳王闔閭之「虎丘」等，都是以天子規格之丘封。
事實上，秦漢以前墓上起墳後的土堆，無論身分之高低，一律稱之為「丘」；其差異僅在形狀、方位，與土堆的高低大小而已。至於，墳墓名稱會出現諸如墓、墳、封、冢、丘、陵、塋、埔、崗．．等不同的稱謂（註：《方言》書另提到有培、愉、采、垠、壟、塿、撫等。），則是在漢代之後的事了。
無論如何，由於我國的習俗與禮制的規範，不同的身分，還是有不同稱謂；例如，聖人之墓稱「林」，如孔林；帝王之墓稱「陵」，漢高祖劉邦之「長陵」，漢武帝劉徹之「茂陵」．．等（註：秦始皇陵在歷史上並無正式之陵號。）；貴族之墓稱「冢」；官員或是富貴者之墓，稱「墓」；而平民百姓或是無主之墓則為稱「墳」。
另外，秦漢以後墓上土堆的形狀也有規定，其中尤以方錐形最貴，僅帝王方可用之；故而又稱之為「方上」。
再如，《白虎通．崩薨》有謂：「春秋之義，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等，皆是墓上起墳的喪葬習俗出現後，依照身分地位所訂定的喪葬禮制。
因此，可以確定在春秋戰國時期以後，就已經沒有「不封不樹」的喪葬觀念了。
此外，與風水文化有關的喪葬事項；諸如起墳、修墓、植樹、棺槨．．等風氣，也都是在春秋時期所發生的重大變革。
要命地是，在聖人不良示範下的喪葬風俗，卻直接影響了受到儒家思想教化下的後代子孫；人們為了表示孝道，為了盡倫理道德上的心意，更而絞盡腦汁，用盡各種不同的手段，來表達墓主生前的身分及地位；故而「厚葬」的禮制觀念也同時被人們所接受。
事實上，若將厚葬文化的萌芽，全然歸罪在儒家思想上時，就有些冤枉了。在西元1987年，距今大約為六千八百年前河南濮陽西水坡喪葬遺址的出土，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而殷商時期「生人祭祀」「活人陪葬」的風氣，更是離不開厚葬的思維。
然而，自周公「制禮作樂」，並把喪葬方式禮制化後，喪禮也成為「五禮」之一（註：五禮為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故而影響了儒家的喪葬思想；《論語．為政》：「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嚴格說來，孔子所主張的喪葬思想，應該是在禮制原則下量力而為；《禮記．檀弓上》就提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而這種喪葬思想，似乎被孟子與荀子這兩位先生扭曲而解讀成厚葬觀念。《孟子．公孫丑下》：「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 聞之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荀子則解釋的更詳細，《荀子．禮論》說：「禮者，謹於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一足以為人願，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修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裏；刑余罪人之喪，不得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晝行，以昏殣，凡緣而往埋之，反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辱。」
由此可見，同為儒家思想的孟子與荀子，在「性善」與「性惡」的觀點不同外，對於「厚葬就是禮」的想法，倒是「有志一同」。
而這種儒家倫理道德上的喪葬思想，不但決定了我國千百年來喪葬文化的發展，同時也改變了風水陰陽宅的擇址、擇墓，以及與喪葬方面有關的思維與活動等。
戰國時期及秦漢以後，除了漢初施行黃老學說主張薄葬外，朝野之間幾乎都是充滿了厚葬思想；其中漢文帝更在遺詔中特別交代喪葬必須從簡。
以秦始皇陵的規模為例，根據《史記》的記載：「始皇初繼位，穿治驪山，及並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萬人，穿三泉，下銅而致槨，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不滅者久之。」從當今已經出土的部份秦始皇陵的陪葬群相互比較之後，《史記》的描述似乎並不誇張。
而開創漢朝厚葬之風的漢武帝，根據《後漢書》引《漢舊儀．略載前漢諸帝壽陵》所描述的記載說：「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週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後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以及《晉書．索綝傳》所說：「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便可知其規模之龐大。
因此，兩漢期間的「黃腸題湊」、「金縷玉柙」．．等，種種的奢華喪葬作風充斥在朝野社會之間；難怪東漢思想家王符，在《潛夫論．浮侈》中不客氣的批評：「文帝葬於芷陽，明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卑而聖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刻金鏤玉，檽梓楩柟，良田造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塚，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當遣吏齎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為華觀。此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攪擾，傷害吏民。．．．景帝時，武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明帝時，桑民摐陽侯坐塚過制髡削。今天下浮侈離本，僭奢過上，亦已甚矣！」寫道此，六愚不禁莞爾；難怪曹操在缺乏軍餉之下，會動起盜墓的念頭。
然而，曹操這種被天下人罵了一千八百多年的盜墓行為，若是從更寬容的角度來看時；此舉至少是動在帝王以外，以及一些生前不知民間疾苦的死人身上，若是將此觀念強壓在帝王陵寢或是活人身上時，恐怕將使當時夠亂的天下局勢更加紛亂。
不過話說回來，曹操高陵的不封不樹，應該就是《禮記》：「葬也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的思維；因此，曹操高陵的葬式，也是屬於一種古葬禮，並沒有違反喪葬禮制。當然，也不是基於擔心高陵被後人盜墓所安排的葬法。
四、曹操高陵薄葬觀念對於後世的影響
不可否認地，魏晉南北朝以後，薄葬風氣也成為當時喪葬文化的主流思想；其原因當然包括戰亂下的經濟凋敝、塞外民族簡單的喪葬文化、玄學與釋道兩教的思想等時代因素的影響；然而，身為統治者的宣導，以及以身作則的薄葬作為，卻是扮演著最為重要的角色；而曹操確實是做到身體力行，《終令》特別交代身後之事說：「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規西門豹祠西原上為壽陵。」《魏書．武帝紀》也有：「其規西門豹澗西原上為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死後，如有不諱，隨時以殮，殮後即葬；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戌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殮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等。因此，曹操高陵也是依照古三王時期的「不樹不封」，也沒有留下可以為記的墓碑或是標誌；此種作為在圖讖迷信充斥，以及社會結構兩極化的漢代社會中，確實屬於異數。
更難能可貴的是在曹植《誄文》中的描述：「既以約終，令節不衰，既即梓宮，躬禦綴衣，璽不存身，唯紼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閨啟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窈玄宇，三光不入，潛闥一扃，尊靈永蟄，聖上臨穴，哀號靡及，群臣陪臨，佇立以泣，去此昭昭，於彼冥冥，永棄兆民，下君百靈，千代萬葉，曷時復形。」也就是說當曹操埋葬時，其壽衣依然是穿著平常補丁的衣服，玉璽也沒有隨葬，僅是象徵性地將平時綑綁印璽的絲帶放進去而以；當然，除了一些陶器外，也沒有任何金銀珠寶陪葬。同時，曹丕也有提到：「先帝躬履節約，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繫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徳之志。」事實上，從當今高陵的出土後，可以發覺曹丕的說法，以及曹植《誄文》的描述，一點都不誇張。
而曹丕死後，也是遵照曹操的喪葬方式，不樹不封，儉約薄葬。更而特別以重話交代臣民不可違詔；《魏書．文帝紀》：「若違今詔，妄有所變改造施，吾為戮屍地下，戮而重戮，死而重死。臣子為蔑死君父，不忠不孝，使死者有知，將不福汝。其以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尚書、秘書、三府。」曹植為其兄所寫的《誄文》中亦有描述：「基於首陽，擬跡穀林，追堯纂唐，合山同阪，不樹不疆，塗車萏靈，珠玉靡藏，百神警侍，賓於幽堂，於是侯大隧之致功，陳元辰之叔禎，潛華體於梓宮，憑正殿以居靈，悼晏駕之既俟，感容車之速征，浮飛魂於輕霄，就黃墟以藏形，背三光之昭晢，歸窀穸之冥冥，嗟一往之不返，痛閟闥之長扃。」由此可見，曹丕的葬禮依然是遵照曹操的遺言。從另外角度觀察時，卻是凸顯出曹氏父子試圖改變東漢以來流傳在朝野之間的奢華風氣，以及提倡以薄葬替代秦漢以來厚葬的決心。
事實上，曹氏父子力行薄葬的行為，確實影響了魏晉南北朝幾百年間的喪葬風氣；其中當然也包括結束三國紛亂的西晉，以及北朝五胡十六國、南朝的東晉、宋、齊、梁、陳等朝代。
遺憾地是，在我國風水發展的過程上，魏晉南北朝這段期間的神鬼思維，已經與秦漢時代以前的觀念大為不同；而佛教「六道輪迴」的說法；以及道教長生不老的神仙術等思想，已經在民間廣為流傳。
因此，也造成在喪葬文化思想裡，除了禮制、風俗的思維之外，也多了宗教法術與六壬術的擇日下葬的趨吉避凶喪葬觀念。
五、後記
兩宋以後，曹操在後人的評價兩極化；然而，在仔細的觀察後，可以發覺歷史學家與民間社會的觀點迥然不同。
歷代歷史學家對於曹操的正面評價相當高，唐太宗將曹操比作殷商的伊尹及西漢的霍光；《三國志》更是以「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稱頌之；連毛澤東也公開讚揚曹操的歷史地位。
曹操的負面評價，應該是自東晉《世說新語》的假譎篇與忿狷篇開始；一直到元末羅貫中所著《三國演義》一書中之影響下，「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的評語深入民心，也令曹操被後代民間社會罵得狗血淋頭；尤其是子虛烏有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一句話，更是「千古名言」，因而也令曹操臭名滿天下，六愚不禁感嘆，冤矣。～2010年元月13日六愚為陳姓好友喪父之痛而寫。
圖片來源與參考資料：
１、《風水概論》～六愚
２、《故宮文物月刊》306期～曹操高陵今何在？

註：附圖無法上傳，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