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9日電（記者 盧哲）前台灣政治大學校長、前陸委會主委、中華教育文化經貿促進總會總會長張京育日前在香港兩岸客家研究中心主辦的“紀念汪辜會談三十周年論壇”上，發表了題為《愛與和平——交流賦能 互信創生》的演講。張京育表示，辜汪會談所達到的協議解決了兩岸關係融冰後交流所衍生的若干重大問題，使兩岸交流有規則可循。同樣重要的是辜汪會談主事者均知雙方對若干敏感問題存在不同意見，一時也不能達成真正的協議，但願意在務實面對擴大互惠交流的大潮下，擱置爭議，繞過爭議，穩步向前，開啟新局，嘉惠兩岸同胞，增進兩岸情誼。

　　張京育表示，辜、汪兩位老人家三十年前的會晤，其另一個重要的代表意義是“愛與和平”，兩岸人民均是中華民族的後裔，炎黃的子孫，均有和平發展、休戚相關、禍福與共的情愫，有共同鄉愁民族心中的愛，期望兩岸和平發展的願景，我們後輩之人應銘記於心。當然和平要透過和平之路來達致。真正和平之路必須建立在和平的心態、行為與規制上。我們必須認清：倡導和平者絕非懦夫；鼓勵好戰者絕非英雄。

　　張京育表示，在今日特殊環境下，為了達成善治，兩岸應該相互惕勵，相互學習。地方政府間可以合作探討時代變遷中善的治理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兩岸的民間社會，如學校、研究機構、宗教、文化、科技、企業等團體更應多多交流合作，擦出創新的火花，增進相互瞭解與情誼。衹有透過真誠的交往，才會有兩岸一家親的感應。兩岸政府尤應避免政治算計，讓民間團體與個人可以自由、自然、自在的交流，兩岸關係的前景就有無限的可能。張京育強調，兩岸和平、兩岸和解、兩岸和好，尋求兩岸未來和平永續發展與合作之道，兩岸共同家園的構築與建立，應當是雙方當局與民間社會的共同責任。

以下是演講全文：

　　這是一個動盪不安，風險極大的時代。瘟疫、戰爭與饑荒這人類社會的三大公敵卻不幸的在近三年多來發生。由於瘟疫與戰爭加重了能源與糧食危機。瘟疫或所謂大流行病一旦出現人傳人，其慘烈程度更超越戰爭，也超過地震、洪水導致人類極大的災害，歷史上就有不少的案例。戰爭與瘟疫會導致糧食生產的減少與供應困難，因而造成極大的饑荒。最終受害者皆是一個一個有血有肉無辜的百姓，從嬰兒到老人皆不能避免。

　　就新冠肺炎大流行病而言，既為人類的公敵，不分地域、人種、宗教而四處傳播，危害巨大，本應以人類公敵視之，而通力合作應對克服。不幸的是，非僅未能發揮同理心，協力應對，有些國家卻用來作為鬥爭的工具，置人民的生死而不顧。

　　俄烏戰爭的發生造成烏克蘭將近一千四百多萬人民的流離失所，雙方死傷遍野，均是人類的不幸。新冠肺炎、華府與北京激烈競爭與對抗，俄烏戰爭、糧食、能源缺乏導致物價上揚，全世界通貨大幅膨脹，所造成人類生活影響是我們身處兩岸四地所有人民亦不能避免。

　　1993年4月29日海基會辜振甫先生與海協會汪道涵先生簽署了四項所謂事務性的協議:1，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2，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3，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4，辜汪會談共同協議。

　　打開了兩岸隔海分治所處未能正常交流的僵局，也解決了不少兩岸自1987年11月2日開啟交流以來所衍生的相關問題，第一次辜汪會談的成果對兩岸後來的和平交流、互動具有不可言喻的重要性。今年恰逢辜汪會談三十週年，台海兩岸及其他地區探討極多，特別是辜汪會談究竟有無前提，是否一個中國原則？是否是一中各表？是否有九二共識？共識還是諒解？九二共識的內涵究竟是如何？非僅海基會、海協會意見不一，兩岸官方認識不一致，台灣內部也是各家爭鳴，各是其是。京育淺見是：我們這個論壇有意義，但要超越，就要看各位先進的智慧了。

　　比較可以確定的是：辜汪會談所達到的協議解決了兩岸關係融冰後交流所衍生的若干重大問題，使兩岸交流有規則可循。另外，也同樣重要的是辜汪會談主事者均知雙方對若干敏感問題存在不同意見，一時也不能達成真正的協議，但願意在務實面對擴大互惠交流的大潮下，擱置爭議，繞過爭議，穩步向前，開啟新局，嘉惠兩岸同胞，增進兩岸情誼。雖然後來曾發生九六年飛彈危機，九八年所謂“兩國論”使汪道涵先生未能親訪台灣，民進黨執政時期兩岸僵持，但推動了金馬小三通。待國民黨重行執政後簽署了廣泛的經貿協議並有馬英九与習近平在新加坡的會晤。在此均可顯示出新加坡辜汪會談的歷史意涵。

　　在俄烏戰爭激烈，幾乎整個歐洲皆直接間接介入之際，台海危機亦急劇升高，各方均在推測台灣是否為下一個烏克蘭，讓兩岸人民均有兵兇戰危的警覺。我們以為辜、汪兩位老人家三十年前的會晤，其另一個重要的代表意義是“愛與和平”，兩岸人民均是中華民族的後裔，炎黃的子孫，均有和平發展、休戚相關、禍福與共的情愫，有共同鄉愁民族心中的愛，期望兩岸和平發展的願景，我們後輩之人應銘記於心。當然和平要透過和平之路來達致。真正和平之路必須建立在和平的心態、行為與規制上。我們必須認清:倡導和平者絕非懦夫；鼓勵好戰者絕非英雄。以千千萬萬不同世代的平民百姓在現代高科技武器戰爭中犧牲者乃是人類的公敵，文明的叛徒。兩岸同屬中國人，既有共同文化，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將近四十年我們非僅維持了和平，而且在文化、教育、經貿、社會交流各方面都發展出熱絡有序的關係，得來不易，值得珍惜，當然不應走回猜疑，對抗、仇視，甚至於兵戎相見，相互殘殺的老路。

　　香港是國際的金融中心、信息情報中心、航空中心、海運中心，其物流通路密佈全球，素有東方之珠美譽，為亞洲之購物中心。兩岸分治以來，香港均扮演兩岸的金融、信息、情報、人流、物流的中介地位，七百多萬人口中絕大部分是由中國大陸移居於此，其中以廣東客家及閩南地區人民為主，與兩岸人民中均有血源親戚的關係，對於兩岸的和平發展可以發揮重要的連結作用。

　　香港另一個重要特色就是人民團體特別眾多而且均非常關心兩岸發展，期望兩岸能夠透過溝通、交流而降低敵意，增加互信的和平發展。就以本會香港分會理事長林菁菁女士為例，在她所執掌的香港兩岸客家研究中心“講客堂”就連續舉辦了十一次講客堂的論壇活動，邀請了兩岸學者專家在此相聚，共同表示意見，尋求問題的解方，提供執政者參考，個人在此表示非常敬佩與感激之意。

　　面對當前的挑戰，我們要從悠久的中華文化中吸取養分，實踐力行。中華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為貴”，“和生萬物”，“和氣生財”，“天地之大德曰生”；“和”與“平”連用更有相互尊重，共同創造，融合發展的意義。我們追求的不僅是短暫的和平，也不是權力平衡、權力嚇阻、權力強制式的和平，而是尊重、友愛、合作共榮的和平。兩岸政府要有足夠的定力與遠見，堅持以和平方式尋求兩岸關係的解方；雙方均應依其憲政體制追求善治、合作與融合之道。在儒家思想中政府要與民興利而非與民爭利，更不可盤剝民眾。而仁民之外，就是賢人政治。公務員必須德才兼備，所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政府官僚系統必須具備高尚的品德與卓越的才能。另一方面要推行仁政與德化，達到教民、養民、惠民、安民，使人民發揮最大創造力的善治目標。

　　在今日特殊環境下，為了達成善治，兩岸應該相互惕勵，相互學習，所謂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地方政府間可以合作探討時代變遷中善的治理所面臨的共同問題，而民生是最大的政治，而人民生活在地方，所以地方自治的良善與否，平民百姓感受最深，最直接。當然兩岸的民間社會，如學校、研究機構、宗教、文化、科技、企業等團體更應多多交流合作，擦出創新的火花，增進相互瞭解與情誼。衹有透過真誠的交往，才會有兩岸一家親的感應。兩岸政府尤應避免政治算計，讓民間團體與個人可以自由、自然、自在的交流，兩岸關係的前景就有無限的可能。

　　一百七十多年來，中華民族今天首次享有最大的國家安全，國際安全與整體和平情勢，同時在世界經貿發展與國際關係方面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雖然任何國家都不能忽略安全的外在威脅，而需有適當的準備，但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更重要的是如何深化目前的成就，並將其化為促進世界和平、安全與發展的積極力量，以因應全人類追求和平與發展的共同願望和實質需求。在此一背景下，兩岸和平、兩岸和解、兩岸和好，尋求兩岸未來和平永續發展與合作之道，兩岸共同家園的構築與建立，應當是雙方當局與民間社會的共同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