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
1979年至1983年
瑪格麗特·柴契爾在1979年5月4日組成了新一屆政府，她被寄予厚望，去扭轉英國經濟衰退的情況，以及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此外，她也深信，自己的使命還包括使英國重建昔日大英帝國的光輝和加強對國際事務的影響力。為此，她與1980年新當選美國總統的隆納·雷根建立一種理念上和心靈上的盟友關係；而對1984年當選加拿大總理的馬丁·布賴恩·馬爾羅尼，則建立了較小限度的關係。似乎在當時，保守主義成為了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之間的主要政治哲學。
在1980年5月，在愛爾蘭總理查爾斯·豪伊（Charles Haughey）到訪英國，與瑪格麗特·柴契爾談論北愛爾蘭問題的前一天，瑪格麗特·柴契爾在下議院說：「北愛爾蘭的憲制事務，是北愛爾蘭人民的事，是本政府的事，也是本議會的事，『其他人』不應干涉。」
1981年，一批愛爾蘭共和軍和愛爾蘭國民解放軍（INLA）的囚犯，在北愛爾蘭的美斯監獄（Maze Prison）舉行絕食，要求得回5年前被取消的政治犯待遇。其中最先發起絕食的波比·山德士（Bobby Sands），在絕食幾星期前才剛當選為弗馬納及南泰隆（Fermanagh and South Tyrone）選區下議院議員，但最終因為絕食而死。
瑪格麗特·柴契爾在絕食發生時持強硬立場，一口堅拒恢復該批囚犯的政治犯待遇，並指「罪行就是罪行就是罪行，無關政治。」（Crime is crime is crime; it is not political）。直到有9人因絕食而死，絕食活動最終因家屬干預而結束後，瑪格麗特·柴契爾才重新批准讓該批囚犯得回部分政治犯應有的待遇。是次事件，使愛爾蘭共和軍乘機作了一次成功的宣傳之餘，其中由於新芬黨在絕食事件提供資金，所以支持度更大幅上升。
此外，瑪格麗特·柴契爾則繼續推行前任工黨政府所採行的「阿爾斯太化」（Ulsterisation），這個政策出自前任工黨政府的北愛爾蘭事務大臣羅伊·海森（Roy Mason），他認為北愛爾蘭的統一論者，應該站在前線對抗愛爾蘭共和主義。因為這個建議一方面可以減輕英國陸軍在北愛爾蘭的壓力，也一方面提升了阿爾斯太防衛軍團（Ulster Defence Regiment）和皇家阿爾斯太警察（Royal Ulster Constabulary）的地位。
與隆納·雷根採用亞瑟·拉弗（Arthur Laffer）和裘德·萬尼斯基（Jude Wanniski）所倡導的供給面經濟學政策略為不同，瑪格麗特·柴契爾主要持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貨幣學派理論；弗里德曼與哈耶克也被認為是瑪格麗特·柴契爾主要的經濟與政治哲學導師。因此甫上任，瑪格麗特·柴契爾便大幅調高利率以減少貨幣供應，藉此控制飆升的通貨膨脹數字。惟總的來說，柴契爾同雷根皆為「經濟新自由主義」和「政治新保守主義」的主要擁護者。
面對低迷的經濟狀況，政治評論員紛紛回想希思政府當年的「180度轉彎」，並猜測瑪格麗特·柴契爾會照辦不誤，但瑪格麗特·柴契爾在1980年的保守黨大會上作出了堅定而強硬的答覆，並留下使保守派深受鼓舞的歷史名言，她說：「我要對那些正屏氣凝神、等待著傳媒所稱『180度轉彎』成真的人說：若你要轉彎便由你，但女士我絕不會轉。（You turn if you want to, the lady's not for turning.）」縱使有364名經濟學家聯名發表公開信，呼籲改變經濟政策，但瑪格麗特·柴契爾依然故我。結果到了1982年1月，通脹率從18%的高點下降至個位數8.6%，而利率亦隨之下降。只是失業情況繼續惡化，據官方統計數字，國內失業人數達360萬，而很多以其他失業定義作準則的非官方統計，更指失業人數高達5百萬，瑪格麗特·柴契爾的支持率也一度下探到32%的低點。但是，保守黨政治家泰比勳爵（Lord Tebbit）卻指出，由於有不少在職人士在索取失業補助，所以他懷疑實際的失業人數比3百萬還要低。
英國的國防開支在瑪格麗特·柴契爾任內遭到了削減，包括南大西洋地區，極地巡邏船忍耐號（Endurance）也被迫退役。此外，在移民改革上，不少大英帝國殘餘屬土的人民權益亦受到損害。為防止殖民地香港在1997年移交中國引發大批港人移入英國，瑪格麗特·柴契爾先發制人地聲明香港市民沒有居英權，因而引起了部分爭議。而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一事，亦成為了瑪格麗特·柴契爾任內最難下決定的外交難題。在阿根廷，一個不太穩定的軍事政權把持了政局，但這個政權因差勁的經濟表現而不受廣大的國民歡迎，為了增加支持，阿根廷的軍政府在1982年4月2日，入侵阿根廷稱之為馬爾維納斯群島（Islas Malvinas）的福克蘭群島，對於英國來說，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首次遭到的入侵。阿根廷自1830年代以來便聲稱擁有福克蘭群島的主權，因而一直與英國發生糾紛。今次入侵以後，瑪格麗特·柴契爾在不出數日，便指派英國皇家海軍重奪群島，遂而爆發福克蘭群島戰爭。最後，英國戰勝了阿根廷，奪回了群島，重申主權，使英國國內一時間因為瑪格麗特·柴契爾而重燃了愛國熱誠，而她的聲望亦由谷底反彈。
英國在福克蘭群島戰爭的勝利，更成為了所謂的「福克蘭因素」。因為不少人視這次的獲勝，是保守黨在1983年6月大選中勝出的重要原因。這也是保守黨1979年至1997年整個執政期內聲望的最高峰。而英國的經濟也正在此時從谷底反彈，從而更提升了保守黨的支持率。基於大幅度的失業率被認為是重工業轉型的結果，特此，瑪格麗特·柴契爾的政府通過了新法例，讓工會會員有更大的民主力量，去抑制好鬥激進的工會領袖。另外，瑪格麗特·柴契爾又推出了「租賃者置業權計劃」（Right to Buy Scheme），讓地方公共房屋居民以折扣購買房屋產權，從而增加了工人階級對她的支持。
保守黨在1983年大選勝出，與工黨本身也不無關係。自從工黨政府在1979年垮台以來，工黨被1970年代組成的聯合激進份子控制，而出現步向「極左」，這點可以從他們的政策一面倒向左翼引證。這種轉變導致不少黨員和工黨在下議院的議員在1981年從工黨分裂，另立了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結果在1983年的大選，儘管面對蘇聯核武的威脅，工黨仍然主張英國裁減核武器，退出歐洲共同體，和完全廢止瑪格麗特·柴契爾的經濟及工會改革。工黨議員傑拉爾德·卡夫曼（Gerald Kaufman）為此預言道，工黨在1983年大選驚人的競選宣言，等同歷史上最長篇的自殺遺書。
至於新近成立的社會民主黨則與自由黨（Liberal Party）結成聯盟，企圖從工黨的分裂而得利，以希望在選舉中成為多數黨。但是由於缺乏團結，最終未成氣候。保守黨則在大選中贏得了42.4%的選票，雖然比1979年大選有所下降，但由於大選採用簡單多數制，因此工黨的分裂大大有助於其選舉優勢的擴大，以致保守黨獲得空前大勝，在下議院贏取了144席的壓倒優勢。
1983年至1987年
瑪格麗特·柴契爾一直設法減低工會的權力，但手法卻異於希思的政府。希思的政府主要的手段是通過單一的法案，但瑪格麗特·柴契爾卻多管齊下。當時有幾次工會發起的罷工，企圖或極力地在政治上挫敗瑪格麗特·柴契爾。其中以全國礦工聯合會（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簡稱NUM）發動的罷工最為知名。但是，有別於1972年時的希思政府，瑪格麗特·柴契爾對這次罷工已早有充足準備，她早先已經擴大了煤的國家儲存，所以並未對發電廠的供應構成影響。罷工期間，警察所採用的手法令人質疑有違公民自由之嫌：他們除了阻止任何罷工的支持者接近罷工礦場的範圍，而且更與罷工礦工的糾察隊在約克郡歐格里夫（Orgreave）爆發了激烈的流血衝突。可是，由於全國礦工聯合會發動的罷工沒有事先舉行內部投票，從而違反了新修訂的法例；此外罷工者又以武力阻止其他礦工如常上班，因此並未得到大眾輿論的認同，其中以英格蘭南部及諾丁漢郡（Nottinghamshire）的礦區為甚。是次全國礦工聯合會的罷工起自1984年初，至1985年初完結，歷時整整一年，故稱為英國1984年至1985年礦工大罷工。事件最後以過半數礦工重回崗位，迫使工會無條件投降而告終。而保守黨政府保證無意毀滅本土採礦業，又對罷工礦工承諾他們的職業受到保障。但在1994年採礦業私有化之前，政府依然關閉了全部15個虧損的國營礦場。
在1984年6月，瑪格麗特·柴契爾富爭議性地邀請南非種族隔離政府總統波塔（P.W. Botha），與外長鮑達（Pik Botha）到白金漢郡的首相鄉間別墅契克斯（Chequers），尋求方法舒緩國際間對南非施以經濟制裁的壓力，以免英國在南非的大量投資化為烏有。而在南非總統訪問英國僅三個月之前，四名南非軍火走私者在考文垂被拘捕，並被控以違反聯合國強制性武器禁運令，非法出口軍火到南非。這四名走私犯被稱為「科芬特里四人幫」（The Coventry Four，分別叫Hendrik Jacobus Botha，Stephanus Johannes de Jager，William Randolph Metelerkamp和Jacobus Le Grange），他們在1984年5月以200,000英鎊保釋，並獲在法庭當值的法官發還護照，准許返回南非，但條件是該四名走私犯必須返回英國繼續受審。在「科芬特里四人幫」被拘捕的同時，第五名疑犯，南非斯坦陵布希大學（Stellenbosch University）的Johannes Cloete教授亦正式落網，而他更是南非導彈發展計劃的重要人物。但是據《衛報》在1988年12月17日的報導，Johannes Cloete教授後來在白廳的政府要員指示下，獲無條件釋放。至於「科芬特里四人幫」最後亦無返回英國應訊，代以保釋金在1984年8月被沒收了事。「科芬特里四人幫」事件在1988年12月7日經《衛報》重新揭發，報導中附有一篇外交官Patrick Haseldine的信件，對瑪格麗特·柴契爾作強烈批評，指她「對恐怖主義有雙重標準」。
1984年10月12日的清早，即瑪格麗特·柴契爾59歲生日的前一天，愛爾蘭共和軍在保守黨大會的舉行場所，布賴頓的格蘭酒店策動了轟動一時的布賴頓旅館爆炸案。瑪格麗特·柴契爾倖免於難，但爆炸中有5人喪生，當中包括黨鞭（Chief Whip）韋瀚（John Wakeham）的妻子和保守黨下議院議員安東尼·貝瑞爵士（Sir Anthony Berry），內閣要員諾曼·泰比亦在爆炸中受傷，他的妻子因傷癱瘓。事後，瑪格麗特·柴契爾堅持在翌日如常召開保守黨大會，並在大會上致辭，以高姿態蔑視放置炸彈的人，在政界贏得了不少掌聲。
在1985年11月15日，瑪格麗特·柴契爾在希爾布魯（Hillsborough）簽署《英愛協議》（Anglo-Irish Agreement），在協議中，英國政府首次承認愛爾蘭政府在北愛爾蘭問題上擔當重要的角色。可是，這個協議的簽訂，使很多北愛爾蘭的統一主義者感到很憤怒。並導致北愛爾蘭統一黨（Ulster Unionist Party）與民主統一黨（Democratic Unionist Party）在1986年1月23日達成了一項選舉協議，共同發起一次特別安排的全體投票，決定先放棄所有北愛爾蘭議會議席，然後再在補選中參選。結果，兩黨幾乎贏回了所有議席，只有一個席位最後落入社會民主及勞工黨（Social Democratic and Labour Party）之手。但是，與1974年《桑寧代爾協議》（Sunningdale Agreement）不同的是，由於工會的勢力已被削弱，所以今次統一派未能成功發動大罷工來迫使協議作廢。事後，瑪格麗特·柴契爾廢除了4年前成立的北愛爾蘭議會，然而這一舉措並無助減少愛爾蘭共和軍對英國策動襲擊。對於其政治組織新芬黨也幾乎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瑪格麗特·柴契爾的政治及經濟哲學十分強調自由市場和企業家主義。她最早曾嘗試把一所小型國有企業，國營貨運公司（National Freight Company）出售予員工，並且意外地得到不少正面的回應。1983年大選獲勝後，她的政府變得更為大膽，將大型國有化企業私有化的進程也大大加快，這些舉措除了使很多左翼份子感到憤懣外，亦漸漸擴大了「柴契爾主義」的影響。
在冷戰上，瑪格麗特·柴契爾支持隆納·雷根以遏制政策對抗蘇聯。這點與七十年代西方普遍主張的緩和政策（détente）大相逕庭，並與英國其他奉行緩和政策的盟友產生磨擦。另外，瑪格麗特·柴契爾又歡迎美軍在英國軍事基地裝置巡弋飛彈，從而引發一連串大型反核示威。但是，瑪格麗特·柴契爾也是第一位對蘇聯改革派領袖戈巴契夫擺出友善姿態的西方領袖。在1985年戈巴契夫掌權3個月之前，兩人進行了一次會面，會後她更形容戈巴契夫是「可以打交道的人（we can do business together）」。從那時開始，在戈巴契夫領導蘇聯時，西方重新啟動了接觸與緩和政策。事實上，當時的蘇聯政府，權力其實已受到相當的侵蝕，及至1991年，蘇聯更在一片騷動中解體。至於瑪格麗特·柴契爾的政府，則見證了冷戰在1989年的終結。一般輿論公認，瑪格麗特·柴契爾與美國的雷根總統一樣，對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的勝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樣在1985年，由於不滿瑪格麗特·柴契爾削減教育經費，牛津大學異乎尋常地通過教員投票後決定不向她頒贈榮譽學位。而這個榮譽學位一向都是贈予曾在該校受教的首相的。
在1986年，瑪格麗特·柴契爾支持美軍借用英軍基地，以空襲利比亞。此外，她與美國在防衛上的緊密關係，亦盡見於威斯特蘭事件（Westland affair）。當時英國內閣就英國直昇機工業的前景出現了分歧，瑪格麗特·柴契爾希望威斯特蘭飛機公司（Westland Aircraft，當時英國唯一一間直昇機製造商）能夠與美國的西科斯基飛機公司合併，並反對其與另一所公司，義大利的奧古斯塔公司（Agusta）合併。事件引致支持奧古斯塔公司的國防大臣赫塞爾廷，對瑪格麗特·柴契爾的領導手法非常不滿而宣佈辭職。赫塞爾廷自此成為了一位富有影響力的批評者，並對瑪格麗特·柴契爾的領導地位構成潛在威脅。最終為瑪格麗特·柴契爾在1990年下台埋下伏筆。
瑪格麗特·柴契爾的政府在1986年在一片爭議聲中廢除了當時由肯·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領導的大倫敦議會（Greater London Council，即GLC）和另外6個主要都市的郡議會（Metropolitan County Councils，即MCCs）。政府聲稱這樣做可以節省開支，提高效率。但反對者卻指這樣做有政治意圖，因為所有被廢除的地方議會除了是由工黨控制外，更加是工黨的勢力中心，並常常在地方政府主張增加公共開支。
另外瑪格麗特·柴契爾在第二屆任期，有兩項重要的外交事務：
1984年瑪格麗特·柴契爾訪問中國，並在同年12月19日與鄧小平主持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英方承諾將香港的主權在1997年7月1日移交中國，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條文規定，中方將在香港落實推行「一國兩制」，並保證香港由回歸至2047年「50年不變」享有高度自治。
1979年11月，在都柏林舉行的歐洲理事會上，瑪格麗特·柴契爾曾批評英國在歐洲經濟共同體承擔的預算金額，遠高於其所應得的利益。她更在峰會直言：「我們不是問歐共體或任何人要錢，我們只是要回我們自己的錢。」後來在1984年楓丹白露舉行的峰會，她的論據終於成功被接納。歐洲經濟共同體同意每年向英國作部份退款，總額達英國在歐洲共同體付出與回報的差額的66%。至今每年的退款仍然生效，並間中引起歐盟部分成員國的不滿。
1987年至1990年
由於經濟復甦，以及反對黨工黨盲目地高叫反核，使瑪格麗特·柴契爾的保守黨在1987年大選中勝出，並在下議院佔有102席的多數優勢。瑪格麗特·柴契爾更立下自利物浦勳爵（1812年至1827年任首相）以來，連續任職首相時間最長的紀錄。除此之外，她也是自巴麥尊勳爵在1865年第三次連任首相之後，同樣做到三次連任的第一位首相。當時，英國各大報章，除了左派背景的《每日鏡報》和《衛報》以外，都支持瑪格麗特·柴契爾。她的新聞秘書伯納德·英厄姆（Bernard Ingham）亦定期向傳媒召開新聞發布會，所以關係亦算良好。另外，她常被小報稱呼為「瑪姬」（Maggie），對她不滿的左翼份子把這個名字填入歌詞，名為「瑪姬走開！」（Maggie Out!），並在各大小示威中為反對者所唱。其他常為左翼勢力傳唱的流行歌曲還有：「瑪格麗特快辭職」（拍子樂隊，即The Beat）、「下流蕩婦快辭職」（艾維斯·卡斯提洛，即Elvis Costello）、「瑪格麗特在斷頭台」（莫里西，即Morrissey）和「母親最清楚」（理查·湯普森，即Richard Thompson）等等。
在1986年的保守黨大會，瑪格麗特·柴契爾發表聲明，指「兒童在學校應該被教授以傳統的道德價值觀，但現在學校卻向兒童教授同性戀是不可剝奪的權利。」同時，保守黨後坐議員和不少上議院議員亦對「宣傳」同性戀表示強烈不滿。結果，具爭議性的「第二十八款」（Section 28）作為修正案加入了《1988年地方政府法案》（Local Government Act 1988）。
不少瑪格麗特·柴契爾的反對者相信，若由布里斯托灣至諾福克郡連成一條直線，把英國南北分開的話，就會發現她過往的政策造成了明顯的南北差異，即南部的經濟日益繁盛，但以工業為主的北部卻日益衰落。其中，瑪格麗特·柴契爾在第三屆任期推行了令人難以接受的社會福利改革。她推出了一項成人就業培訓計劃，該計劃以美國的工作福利制制度作借鏡，向領取失業救濟金的人士提供全職工作和追加10鎊貸款。此外，又實行「社會基金」（Social Fund），取代以往用作填補地方所需的緊急服務開支，而向人民作一次性徵收的福利事務收費，另外又盡量把基金轉為貸款，和規定要短期內對求職人士的努力作出評估，這引致自二十年代以來，社會一致的輿論空前出現了缺口。
瑪格麗特·柴契爾作為一位主修化學的人，在1980年代末，她終於開始注意一向遭漠視的環境問題。在1988年，她發表了一次重要講話 [3]，承認到全球暖化、臭氧層變薄和酸雨的問題。後來在1990年，她更成立了哈德萊中心，用以研究和預測氣候變化。可是，她晚年在一本著作《Statecraft》(2002年)中，卻說到她對當年支持人類催化全球變暖的說法感到後悔，並認為把環境放在制定政策之上會有不良後果。她在書中說：「儘管我們支持以國際性的行動去解決環境問題，但我們仍要必先讓經濟發展和有所增長。若果處理不好經濟，根本就沒有足夠的財富，花在環境保護上。」（452頁）
在1988年，瑪格麗特·柴契爾在比利時布魯日（Bruges）發表演說，對歐洲共同體打算改制和在決策上行中央集權表示反對。雖然瑪格麗特·柴契爾支持英國保留會籍，但她認為歐洲共同體的職責只在於確保自由貿易和有效的公平競爭，若果歐共體改組，有可能使她在英國推行的改革付諸東流。她批評到：「我們尚未成功縮減英國的大政府邊界，卻眼睜睜地看著其又擴展到整個歐洲的範圍水平，被一個歐洲的超國家組織在布魯日遙遙支配。」 （"We have not successfully rolled back the frontiers of the state in Britain, only to see them re-imposed at a European level, with a European super-state exercising a new dominance from Brussels."）此外，瑪格麗特·柴契爾對歐洲經濟及貨幣聯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感到特別不滿，強烈反對歐共體正透過該附設機構，準備將成員國貨幣統一成單一貨幣。至於瑪格麗特·柴契爾上述的言論，除了同樣受歐洲其他領導人的強烈反對之外，更首次暴露出瑪格麗特·柴契爾的保守黨在對歐洲的事務的嚴重分歧，而且分歧正逐步擴大。
在1988年12月21日，泛美航空103號航班墜機（即洛克比空難），共有270人罹難，是英國本土在和平時期最多人喪生的災難。瑪格麗特·柴契爾的政府一直視災難為犯罪活動，要求得到法律的審訊，而不是要求召開公眾聽證會，找出誰放炸彈和放置炸彈的動機。至於早期的結論，一般都認為洛克比空難是伊朗為了報復伊朗航空的一架空中巴士，於1988年7月被美國海軍軍艦文森號（USS Vincennes）錯誤擊落。但到了後來，利比亞成為了最大嫌疑。該國領導人格達費上校對英、美兩國聯手在1986年空襲利比亞的的黎波里和班加西（Benghazi），感到大為憤怒，當時他的養女更在空襲中喪生。不過，瑪格麗特·柴契爾在離職後寫的回憶錄，對洛克比空難卻隻字未提（有關該兩名利比亞籍放炸彈者，請參見泛美航空103航班）。
瑪格麗特·柴契爾的支持度在1989年再度下滑，理由是高企的利率使經濟由繁榮步入衰退期。為此，瑪格麗特·柴契爾責難她的財相勞森，不滿他的經濟政策一直是為加入貨幣同盟作準備，她更聲稱自己從來未經知會，亦從未批准他這樣做。後來在馬德里的歐洲共同體峰會，勞森與外相傑弗里·豪對瑪格麗特·柴契爾施加壓力，要求她同意英國加入歐洲匯率機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簡稱ERM），以便預備加入貨幣同盟。事後瑪格麗特·柴契爾通過內閣小幅改組將傑弗里·豪調離外交大臣的寶座，但安慰性地將其提升為副首相。在經濟事務上則轉而倚重首相顧問亞倫·華特爵士（Sir Alan Walters）的意見。勞森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削弱，遂於同年10月突然宣布辭職。
同年的11月，在工黨壓倒保守黨贏得了歐洲議會選舉之後，瑪格麗特·柴契爾的黨魁地位遭受另一位保守黨黨員，安東尼·麥爾爵士（Sir Anthony Meyer）的挑戰。麥爾事實上是一位不知名的後座議員，所以在重要的黨員眼中，他出選的作用只在試探瑪格麗特·柴契爾的實際支持率（即掩護性候選人）。結果，雖然瑪格麗特·柴契爾輕易地擊敗麥爾，但支持麥爾或棄權的投票卻高達六十票，對一場爭奪黨魁和首相職位的選舉來說，並不尋常。
出於縮減財政赤字，以及迫使地方政府壓縮公共開支的考慮，瑪格麗特·柴契爾決定改革原來以財產為基礎徵收的地方稅，代之以「人頭稅」，並於1989年率先在蘇格蘭實行，其後又在1990年擴展到英格蘭和威爾斯。人頭稅對每人徵收的金額不變，卻並未照顧到低收入人士。結果新措施推出後，很快成為了瑪格麗特·柴契爾任內最不受歡迎的一項政策。由於政策最先在蘇格蘭推行，理論上可課稅的款額應該在1989年時重新評稅，但很快便有不少指控指蘇格蘭因為是「新稅制試驗地」而沒有重新評稅。至於瑪格麗特·柴契爾卻深信人頭稅會獲得支持，並遊說蘇格蘭統一黨（Scottish Unionist Party）及早落實新稅。可是提早在蘇格蘭推行人頭稅，使保守黨在該地的支持率雪上加霜。
其後人頭稅的問題也逐步顯現。由於很多地方議會制定的新稅率被證實遠高於初時預計的水平。因而受到不少人的指責，指地方議會趁引入新稅制而調高稅率。但是歸根究底，大眾認為要負責的不是地方的執行者，反而是新稅制的構思者和推行者。在1990年3月31日，即是在英格蘭和威爾斯落實推行「人頭稅」的前一天，倫敦出現了大型遊行示威，並演變為暴動。事後更有數以百萬計的人拒絕繳稅。人頭稅的反對者聚集在一起，除了反抗區鎮的地方長官，又中斷法院聽取人頭稅債務人的申訴，但瑪格麗特·柴契爾仍然拒絕作任何讓步，使她的支持度急跌，並成為了她後來下台的一大主因。
瑪格麗特·柴契爾在任內其中一項最後的舉動，是向美國總統喬治·赫伯特·沃克·布希施加壓力，要求美軍部署到中東地區，迫使薩達姆·侯賽因撤出科威特。布希其實對計劃感到憂慮，但瑪格麗特·柴契爾對他說：「沒有時間去猶豫了！」
在1990年10月的保守黨大會，瑪格麗特·柴契爾在大會舉行前的星期五，遊說她的財相梅傑調低利率1%。但梅傑卻向她指出，維持幣值穩定的唯一辦法是在調低利率的同時，加入歐洲匯率機制，儘管這樣做仍未達到歐共體早前在馬德里訂下的條件。結果，當年保守黨大會的團結度顯得有點兒不尋常，而且很少人會預料到，瑪格麗特·柴契爾的首相任期只剩下幾個星期。
失勢
到了1990年，瑪格麗特·柴契爾在地方推行的新稅制已使她不得民心，而她錯誤地處理經濟問題（例如把利率調高至15%），更使她失去了來自中產、企業和商界的核心支持。至於在保守黨黨內，又因歐洲統合的問題而出現日益嚴重的分歧，使她和她的黨派在政治上顯得愈益脆弱。
瑪格麗特·柴契爾與傑弗里·豪爵士的私人關係在其執政後期一直不好，而她的下台危機更因傑弗里·豪爵士在1990年11月1日辭職而提早爆發。傑弗里·豪辭職的近因，則是瑪格麗特·柴契爾在1990年10月30日的下議院辯論中，作出好戰的辯論之餘，又對歐洲委員會主席雅克·德洛爾（Jacques Delors）作出以下的指責：
「對，委員會想增加它的權力。對，這個委員會並非經選舉產生，我不希望增加委員會的權力去對抗本下議院，所以我們和他們是截然不同的。該委員會的主席德洛爾先生，早前在某記者會說到，他希望歐洲議會能成為歐共體體現民主的主幹，因此要讓委員會成為議會主席，又要讓部長理事會成為議會的立法機構。這是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
在辭職聲明中，傑弗里·豪責難瑪格麗特·柴契爾對歐洲共同體的政策，是嚴重損害英國的利益之外，他更公開地鼓勵「其他保守黨黨員對首相的支持作重新考慮」。遂直接引發赫塞爾廷宣佈挑戰瑪格麗特·柴契爾的黨魁和首相地位，從而舉行了黨魁選舉。在第一輪投票中，瑪格麗特·柴契爾得票高於赫塞爾廷，但所得票數仍比規定的小兩票（兩名選手得票差額要達到總投票數的15%，才不用舉行第二輪投票。瑪格麗特·柴契爾只得14.6%），結果要進入第二輪投票。
需進行第二輪投票
這個選舉結果某程度上是處置失當所造成的。選舉的時候，瑪格麗特·柴契爾以及內閣要員正在巴黎出席CSCE（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峰會，以致沒有親臨現場投票。此外她的顧問事前亦低估了選舉的嚴重性，因而沒有進行競選活動和向游離票作出遊說，以致在第一輪投票中以2票之差未能直接獲勝。但無論如何，選舉的結果反映出，保守黨內的確有不少人對瑪格麗特·柴契爾的管治失去信心，祈求更換領袖。
在得知第一輪投票結果後，瑪格麗特·柴契爾的直接回應是：「我會繼續戰鬥，我必將得勝」（I fight on; I fight to win.）。但當回到倫敦向她的內閣成員徵求意見時，大多數閣員認為，瑪格麗特·柴契爾未能在第一輪投票順利勝出，便很有可能在第二輪投票落敗。
11月22日早上9時30分，瑪格麗特·柴契爾發表聲明決定退出第二輪投票。這個決定使她的首相生涯步上終結。
「經過我廣泛地徵詢同僚的意見，我總結到，為了保守黨的團結，以及在下屆大選勝利，我決定退選黨魁，好讓我的同僚參與角逐。我非常感謝內閣成員和外界一直給予我忠實的支持。」
在宣佈退選以後，瑪格麗特·柴契爾把握機會在下議院辯論發表了著名的講話：
「……單一貨幣和歐洲的政治有關，是歐洲聯邦的後路。因此，我可能會接納代表博爾索弗（Bolsover）的議員閣下（丹尼士·史堅納，即Dennis Skinner）的意見。我們現在身處何方？我很享受這種處境。」
瑪格麗特·柴契爾隨後支持財政大臣約翰·梅傑為她的繼承者，而他在後來亦順利勝出黨魁選舉。在她辭職後，一所研究機構（MORI）進行民意調查。結果有52%受訪者認為「總體上，她對英國的發展功不可沒」，但同時有44%受訪者認為她對英國「弊多於利」。在1991年的保守黨大會，瑪格麗特·柴契爾史無前例地獲得全場站立鼓掌致意，但她仍禮貌地婉拒上台發言。最終在1992年大選，瑪格麗特·柴契爾退出了下議院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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